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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布里希：《瓦尔堡思想传记》第二版序言
贡布里希：《瓦尔堡思想传记》引言（节选）
贡布里希：古典传统的双重性：
阿比·瓦尔堡的文化心理学
范白丁：《图像学研究》的一些理论来源
李 骁：欧文 · 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起源
范白丁：20世纪初文化科学的知识环境
——瓦尔堡的图书馆及一座大学的诞生
按：2013年，艾米丽·莱文［Emily J. Levine］在《观念史杂志》发表了一篇论瓦尔堡、卡西尔和潘诺夫斯基的文章，强调思想与城市的互动关系。莱文认为：“瓦尔堡圈子的学术得益于汉堡特有的城市环境所带来的独特文化自治权”，上述三位大师除了都出生于犹太家庭以外，还都在汉堡生活过，按照莱文的说法，他们的著作向我们揭示了魏玛时代汉堡的犹太学者的特殊困境。此外，莱文试图说明，潘诺夫斯基移居美国后的学术研究的转变，跟城市之间的语境差异有关。
《新美术》授权转发
另一个魏玛：
作为汉堡学派的瓦尔堡圈子
艾米丽·莱文 撰
陈初露、杨贤宗 译
位于喧嚣都市柏林周边的港口城市汉堡，在许多人看来，似乎是现代艺术史学科的一个不可思议的家园。诗人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称汉堡是个沉闷的、实利主义的商人城市，汉堡主要以其毫不掩饰的谋利而不是思想观念的市场而闻名。[1] 撇开公认的文化上的局限性，在魏玛共和国动荡的年代里，这座商人的城市成为一群德国犹太学者意想不到的避难所，而他们的工作对整个人文科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艺术史和文化史家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和艺术史家欧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2] 瓦尔堡并没有抱怨过这些独特的渊源，相反他学术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出生地城市的特定环境。在1927年的著述中，瓦尔堡明确表达了城市与其学术研究之间的联系：“这也许并非巧合，即一位来自汉堡的研究者，他已抵达了这个问题的动力端，并在他的家乡城市经历了物质世界里国际交通造成的强烈印象，直接将他的注意力引向了思想交通的动力学。”[3] 瓦尔堡圈子不仅证明海涅是错的，而且对于瓦尔堡来说，思想与城市之间的联系不只是依情况而定的。
瓦尔堡
瓦尔堡、卡西尔和潘诺夫斯基近些年来因其思想而受到关注。[4] 他们追踪从古典时代到现代所谓“符号形式”的认识论和美学基础的集体研究项目，影响了视觉研究、精神分析和电影等不同领域。[5] 特别是，瓦尔堡对源自这一过程的古典酒神原型和阿波罗元素的辨认，即所谓的“古代的来世”，继续激发着知识界的兴趣，而他的图像学在艺术史家中也有着自己的来世。[6] 对集体记忆感兴趣的学者也在瓦尔堡独特的文化科学图书馆上发现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模式，他们围绕着这座图书馆进行跨学科的研究。[7]可以肯定的是，我们阅读这些学者的著作，是因为这些智力成果从定义上超越了时间和地点。而瓦尔堡关于其出生的论断表明，作为历史学家，我们也应该认真对待所在地与思想之间的关系。[8] 不可否认的是，这个群体并不总是称赞这座城市的商业精神。虽然瓦尔堡称汉堡是一本打开的书，他也嘲笑了它的庸俗。此外，要是卡西尔超越了柏林的编外讲师水平，他可能会留在那里。这里同时也是骄傲和焦虑的源头，这个城市的身份在1928年的戏剧“汉堡的苏格拉底：或者，关于善与美”中被戏剧化了，希腊哲学家在汉堡的埃普多夫周边富裕家园中漫步，并思考着商人是否有灵魂。[9] 这个匿名的戏剧，后来揭示是由汉堡人潘诺夫斯基撰写的，这似乎提出了一个迫切的历史性问题：一个城市的环境对其产生的文化有什么影响？卡尔·休斯克［Carl Schorske］将维也纳作为弗洛伊德生活和工作的解释原则，在世纪之交的其他维也纳名人之中，这一论断（尽管最近遭致批评）例证了将思想置于城市环境下的潜在成果。[10] 尽管这些学者的论著重新兴起了对各自领域的兴趣，但缺少的是对瓦尔堡圈子的真实历史记录。费利克斯·吉尔伯特［Felix Gilbert］在批评恩斯特·贡布里希关于瓦尔堡的传记巨制缺乏历史语境时，恰当地总结了这一严格的学科学术的弊端。[11] 根据在汉堡卡西尔门下学习的哲学家雷蒙德·克里班斯基［Raymond Klibansky］所言，贡布里希无法完全掌握瓦尔堡的知识世界。“瓦尔堡的思维方式对他来说是陌生的，贡布里希从未在汉堡呆过。”[12]汉堡提出了将德国概括为专制的、贵族的和孤岛的难题。作为一个自由的城市，在12世纪被授予的地位，汉堡享有由当地参议员共和自治，其成员源于贵族家庭；而它的政治，像其他汉萨同盟的城市一样，其特点是地方利益和世俗利益的平衡。而在德国的语境中，汉堡的学术集中在它的例外论，汉堡出生的珀西·施拉姆［Percy Schramm］被称为在德国例外论范围内的特例。[13] 受到德国史上“区域转向”的启发，远离排他性的普鲁士中心叙事，一些研究探讨了汉堡“自由主义”及其与这种叙事有关的中产阶级所提出的挑战。詹金斯、凯和拉塞尔等学者的著作揭示了在德意志帝国内不同的有产阶级积极地参与城市文化事务，并完成了丰富的地域多样性图景，公然反抗传统的中心–外围模式。[14]尽管有这些扫除国家化叙事的挑战，而魏玛时期的文化和知识史仍集中在柏林。[15] 尽管当时感受到地方对文化和政治背景的充分影响，仍是事实。虽然柏林在两次大战期间仍是首都，但可以说自从战争以来，它的重要性已降低，与共和国同名进一步强调了这一事实。[16] 而盖伊对瓦尔堡圈子的评价，在持续的偏见方面具有启发性。盖伊虽称赞图书馆体现了“极盛时期的魏玛”，他得出的结论是，因其致力于启蒙运动，它在“静默无声地”、“恬然自适地”运行着。[17] 对于盖伊而言，魏玛的文化意味着以柏林为中心的日益地反启蒙趋势。瓦尔堡圈子学者在1920年代后期坚持人文主义，是从他们的边缘地位出发的，但同时也因政治上的不合时宜而命运乖蹇。关于地理与思想方面，汉堡为这幅魏玛文化画像提供了有益的修正。这位银行家–学者瓦尔堡，他的个人家庭财富资助了他的学术使命，反映了这个独立城邦所特有的文化与商业之间的关系。[18] 虽然卡西尔不是本地出生的汉堡人，但他尝试把德国思想融入欧洲思想史，反映了“世界性的民族主义”，这在汉堡找到了可能的家园。[19] 而年轻的潘诺夫斯基则利用了校外环境的自主性和进取精神，具体化了艺术史上的图像志方法，一种从一个城市语境（汉堡）转化为另一个（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方法，将会对人文学科产生长期的影响。就此而言，城市的语境阐明了他们著作中的某些理论冲动，而他们的著作反过来又向我们揭示了魏玛时代汉堡的德国犹太学者的特殊困境。而且，这项研究超越了近年来有关汉堡的丰富著述，它们仍局限于德国有关市民阶级的问题，为了解决受关注更广泛地学术可能性环境的“知识社会学”所激发的问题：为什么有些情境产生思想而有些则不行？[20] 潘诺夫斯基一直对汉堡赋予他的机会充满感激，作为回报将他们的圈子命名为“汉堡学派”。[21] 本文认真考虑这一主张，地方如何成为文化和思想史的生产性范式，城市如何将它们的身份转移到它们所产生的机制上。[22] 尽管反人文主义的盛行意味着魏玛共和国的终结，但瓦尔堡的汉堡仍支持共和国的价值观。事实上，在汉堡的城市语境中，它没有普鲁士的历史、强大的共和传统与国际性学问，魏玛共和国不只是一次“几乎没有胜算的赌博”。[23]1918年11月，德国受到革命性动乱摧毁的威胁，但随着马克斯·瓦尔堡［Max Warburg］和冯·梅勒市长［Mayor von Melle］从汉堡巴洛克式市政厅内察看工人罢工的骚乱时，这位市长从积极地角度看待汉萨同盟的困境：“我相信对于大学而言，事件的这个新转折未必全是坏事。”[24] 历史将证明梅勒是正确的。汉堡商人长期以来对大学的抵制，将从这座城市的海运经济中付出代价，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会带来成果，它反映出这个城市的国际化和商业化的身份，以及当时的民主精神。[25]凭借着历史上的汉萨同盟成员资格，汉堡在其几个世纪以来作为北部和波罗的海航海港口的首要位置上，建立起了蓬勃发展的商业文化。当俾斯麦［Bismark］1896年访问汉堡港口并调查这个重要港口的能源时，据传他曾言到：“这是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新的时代。”[26] 1913年，汉堡美国线启动了利维坦［SS Leviathan］航线，使汉堡成为全球最大的航运码头。同年，德国进口总量的42％和出口量的38％都经过汉堡的自由港。其他地方港口城市也未能抵御国有化的侵蚀浪潮。曼［Mann］回忆起他家乡的逐渐衰退，邻近的汉萨同盟城市吕贝克，跟不上瑞典和丹麦这些新兴的海上强国的崛起。事实上，在曼的小说中，作为现代城市的汉堡与吕贝克形成了鲜明对比。[27] 汉堡较好的地理位置让其在不断发展的大西洋贸易网络中成为了商业“前哨”，并很快成为“德国通往世界的门户”。一座自由的商业城市本身并不自发地构成文化生活的独特背景。[28] 然而这些巨大的商业成就是以牺牲城市的文化声誉为代价的，这是一个与英国相类的困境，那里同样强大的非智力传统依然存留，尽管有相反的证据。[29] 而这种贫困的学术地位，困扰着日益增长的地方学者群体，他们不只希望汉堡成为德国“通往世界的门户”，也是这个国家“通往知识的门户”。作为一个有抱负的学者，银行家的儿子，阿比·瓦尔堡发现自己处于创办一所大学活动的中心，并以“教育无害，但也不必过于昂贵”的口号闻名当地。[30] 1866年出生于汉堡，瓦尔堡花了数十年时间来完善他的人文主义图书馆计划，并在这个商业城市里争取更大的文化存在。没有皇家法庭是19世纪城市的主要特征，汉堡没有宫廷赞助的艺术和文化。相反，这个城市的商人对艺术、文化和学术的压倒性支持，将会取代王族赞助人。然而，由于学者、商人与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分歧，汉堡的学者将不得不与殖民学院（1908）合作，这被认为与汉堡的经济目标相一致。相比之下，创办大学的计划，在1912年送达城邦的参议院时受挫。[31] 只是由于战争和民主革命，才最终在1919年5月促成了汉堡大学的开始。虽然战争是催化剂，但这座城市将为这座大学品质的发展提供环境。许多公民被说服，汉堡的居民不想仅成为德国文化的“劳工和仆从”，而应该发展出自己的思想。[32] 随后，1919年的民主精神与汉堡独特的公民身份一起形成了这些思想。与普鲁士大学体系不同，后者似乎只是为公民服务提供培训，这座私人出资的汉堡大学服务于另一个神：重商主义。[33] 瓦尔堡作为由其商人家庭资助的私人学者，是这一广泛公民活动的典范。根据传说，瓦尔堡图书馆从两兄弟间有关家族事业继承的著名谈判中产生：十三岁的阿比·瓦尔堡放弃了长子继承权，以换取十二岁的马克斯·瓦尔堡同意在其余生中支付兄长购买的书籍。[34] 在收藏高达近六万册图书时，图书馆依然受到这一约定的支持，根据马克斯·瓦尔堡的说法：“我开过的一张最大的空白支票”。也许不足凭信，但这种友善的谈判是由于文化与商业间的独特联系而自然形成的。被称为“汉堡模式”，这种公民景象为瓦尔堡图书馆和汉堡大学的文化气候奠定了基础。[35]这种公民文化有其优点和缺点。作为市民阶级的重要成员，瓦尔堡家族对这个文化局面拥有比在首都更大程度的控制权，设有更大的国家支持的博物馆，更富有的赞助人与更复杂的政治舞台。这种控制并不总是受到好评。汉堡博物馆馆长阿尔弗雷德·利希斯塔克［Alfred Lichtwark］因抱怨犹太人捐献者不够慷慨而为人所知。[36] 对于瓦尔堡来说，他以这个项目为城市的国际贸易作贡献，而获得了国家授予的自治权。而马克斯·瓦尔堡深信其优点，并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和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等其他私人学术机构创始人的意见一致，坚持认为瓦尔堡图书馆的财务独立对文化成功至关重要。[37] 瓦尔堡图书馆的私人财富不仅在通货膨胀危机的高潮中得到了机构的救助，而且作为一家私立的学术机构，它在国立大学仍将德国–犹太学者拒之门外的情况下，为他们提供了工作机会。[38]最重要的是，物质条件对思想的发展也产生了非常实际的影响。作为雅各布·布克哈特和卡尔·兰普雷希特传统中的新“文化”史的倡导者，瓦尔堡提出拓展历史领域，包括艺术和文化研究。作为一位私人学者，瓦尔堡仍受其商人家庭的支配，这无疑影响了他的学术主题：15世纪的佛罗伦萨，一个他称之为“现代的、自信的、城市的商业文化的发源地”的城市。[39] 通过对异教、占星术和宗教神秘主义的研究，他集中于古代遗产的“黑暗面”［Schatten］上，挑战了温克尔曼将古典文化视为理性文明高峰的观点。通过古典母题如何进入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复杂论述，瓦尔堡关于波提切利的论文为这种新的学术方法做出了贡献。在他这第一部学术著作中，瓦尔堡引入了与他永久相关的概念，即“古代的来世”，通过这个概念，他理解了位于古典时期核心但又超越了这个时代的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如瓦尔堡后来所论的那样，“雅典需要不断地从亚历山大港回归自身”，因此，这种紧张将在以后的时代以不同的方式重演。在1912年的“费拉拉斯基法诺亚宫意大利艺术和国际占星术”讲座中，瓦尔堡将其方法的名称公诸于众，试图追寻美学象征主义的变迁：图像学。瓦尔堡对学术可能性条件的深刻认识，激发了其图像志分析的几种反复出现的类型。在博士论文之后最初发表的两篇文章<肖像艺术与佛罗伦萨资产阶级>和<弗朗切斯科·萨塞蒂对其子的最后禁令>中，瓦尔堡探讨了商人性格如何调和各种紧张关系，新与旧、传统与现代性，以及形式与创造力。利用从商人弗朗西斯科·萨塞蒂那里重新找到的家庭文件，瓦尔堡通过两幅壁画间的对比说明了环境的影响：第一幅，乔托1317装饰巴尔迪家族礼拜堂的圣方济各传说；第二幅，一百六十年后的一系列有关圣方济各的壁画，由商人弗朗西斯科·萨塞蒂委托制作，由多梅尼科·吉兰达约为圣三一教堂的萨塞蒂家族礼拜堂绘制的。与乔托对身体的精神呈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吉兰达约把这幅肖像变成了对时间和物质生活的赞美。关于这个传统，瓦尔堡说道：“这是佛罗伦萨早期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的主要事实之一，就是艺术品的制作要求顾客和艺术家之间的相互理解。”很难不把这看作是他本人家族在汉堡作为赞助人与趣味制造者角色的一部分。[40]
吉兰达约，《教皇批准圣方济各会》，
圣三一教堂萨塞蒂礼拜堂
瓦尔堡伟大的创新——经济学将为艺术提供基本的语境，将长久改变我们对文艺复兴的理解。[41] 而瓦尔堡对佛罗伦萨文化机构的认同走得更远。在布克哈特对佛罗伦萨人文主义的描述中已很明显的，是私人学术的重要作用；事实上，业余爱好是这个文化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42] 布克哈特不仅为豪华者洛伦佐辩护，反对普遍地指责洛伦佐是“庸才的保护者”，他还认为，这些趣味制造者在促成这一转变中非常重要。[43] 这种对业余性的复杂态度也存在于汉堡。一方面，正是这样的业余爱好，汉堡没有什么文化生活；而对汉堡商人（他们的闲暇时间充斥着地理和自然科学）的讽刺，仍存在于海涅和歌德的作品中。[44]对佛罗伦萨文艺复兴时期赞助人的这种认同，也必然会导致瓦尔堡对自己作为私人学者地位的矛盾态度。毫无疑问，瓦尔堡的独特个性受益于这种状态的自主性。但他继续感受到其外围地位的影响。当他对大学职位的疑问遭到艺术史学家阿道夫·戈尔德施密特（他本人也是一位汉堡银行家之子）的笑话时，瓦尔堡无疑受到了伤害，他建议瓦尔堡“可以结合他的图书馆与学术方向，建造一座豪华疗养院”。[45] 毕竟，瓦尔堡很早就表现出在巴塞尔大学任职的兴趣，他可以与布克哈特一起工作，但反犹气氛阻碍了对他的任命。[46] 相反，在其富裕家庭的支持下，瓦尔堡愿意游离于大学之外，即便有联系。虽然他渴望得到被他称为“世俗守护神”的布克哈特的认可；而同样也建立了半私立机构的兰普雷希特，成为了他职业生涯的榜样。[47] 此外，兰普雷希特相信，汉堡位于普鲁士的学术体系之外，将是理想场所，以避开“此前的语言学常规学科而追求一种更广泛的文化史研究的方法与知识”。[48] 汉堡的私人学者将促进一门新的文化史。瓦尔堡本人将无法完全执行他的研究计划。由于多次复发的抑郁症和一次严重的崩溃，他的创作力受到严重限制。的确，对他来说，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斗争也是深刻个人化的。因此，他的方法在其跨学科图书馆上得到了最大实现，卡西尔与潘诺夫斯基所完成的这项工作，他们帮助实现了瓦尔堡的愿景，并最终在声誉和影响力方面超过了他。恩斯特·卡西尔应该成为这所新大学的第一位哲学教授。他出生于1874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享有重要地位，但却不能在柏林或德国的其他地方获得正式的教授职位，因为他是犹太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汉堡大学，足以让卡西尔在那里有一席之地。他提出将德国思想置于欧洲文化史语境下的解释，标志着与拥有作为国际化港口城市身份的汉堡形成强大合作关系的潜力。
到了20世纪初叶，汉堡在殖民研究所（1908）之外，又拥有了几所值得夸耀的国际机构，包括世界经济研究所（1905）和外交学院（1923）。隶属于这些研究所的学者们心胸开阔，并保持着国际联系。一位这样的学者，军事史家阿尔弗雷德·瓦格茨［Alfred Vagts］，在耶鲁大学度过漫长的职业生涯，被描述为相较于普鲁士，更熟悉美国，“像一位标准的汉堡人。”[49]同样，汉堡大学也将成为德国“海外的、外向型大学”之首，现代主义建筑师弗里茨·舒马赫［Fritz Schumacher］受聘为非德裔学生建造宿舍，同时制定了计划，为外国学科和语言提供指导。[50] 柏林大学在两次大战期间成为全国保守主义的堡垒，而汉堡大学培养了地方、国家和世界性利益的三方使命。这种平衡对魏玛共和国具有特殊的意义，它被德国人认为与可恶的凡尔赛条约有着无限的联系，而被嘲笑为“欧洲的”和“非德国的”。共和党人不得不证明这个民主项目是真正的德国精神。在这方面，卡西尔不仅是一位共和党人，而且还表达了他对共和政体的政治支持，这与修正和捍卫德国理想主义的学术计划密切相关。汉堡这座港口城市，以其新的“魏玛时代”大学，恰好成为完成这一壮举之地。在抵达汉堡前，卡西尔以其十卷本的康德著作及其本人对新康德主义的贡献而为人所知。[51] 而战争和民族主义的爆发，让他越来越难以将德国思想作为更广泛的“泛欧”传统的一部分。在1916年的《自由与形式》［Freiheit und Form］中（这部著作是卡西尔在新闻办公室日常战争服务之后夜间完成的），他说到：“文艺复兴时期为欧洲人民创造了一个跨越所有国界的新统一体，赋予他们一个共同的方向来实现自由的世俗教育理想。[52] 他借鉴诗歌和哲学，展示了人类为个人解放的斗争是如何植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后来又是如何在莱辛、席勒和康德的德国美学传统中得到发展的。卡西尔与当时的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等史学家都有着“世界性的民族主义”立场，它将社会宽容与可敬的爱国主义结合起来，尽管后者不赞同卡西尔这一立场的特殊标签。[53] 他们共同抵制这样的观念：存在着某些本质上是德国的自由、团体和社会的概念，而其他的明显是英法的，并试图调和启蒙思想与新的民族主义。[54] 据他的妻子托尼·卡西尔［Toni Cassirer］的说法，这项研究使他能够“为自己保留一个不受干扰和改变的德国图景。”[55]这位德国人在汉堡似乎很活跃，它张开双臂欢迎卡西尔。马克斯·利伯曼［Max Liebermann］欣闻卡西尔在汉萨同盟城市的早期演讲获得成功，致信卡西尔道：“在我看来，那里的商人比柏林人更有文化，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56] 卡西尔在那里度过的十年，成为他最为多产的时期。卡西尔到达那里前，他已草拟《符号形式的哲学》［Philosophy of Symbolic Forms］第一卷的一些部分，其中扩展了他的新康德主义框架，以创造一个广泛的文化哲学。瓦尔堡图书馆与卡西尔著作的出奇相似，有助于他将这一想法转变成三卷本著作。正如卡西尔后来回想的那样：“正是由于这座图书馆的印象，我受到鼓励去进行我多年来一直计划的研究——对［符号形式的哲学］问题进行系统的分析。”[57]卡西尔的著作赞美了瓦尔堡的图书馆，并支持他的个人使命。而且，他认可了瓦尔堡工作的价值，将汉堡变成了一个文化城市。当瓦尔堡面临着将要失去他的时候，这种联系变得非常清晰。1928年6月24日，瓦尔堡在六家报纸上看到卡西尔已收到对手法兰克福大学提出的工作邀请。[58] 卡西尔可能的离开，激发瓦尔堡发起了劝说卡西尔留下来的活动。瓦尔堡的努力是不折不扣的歇斯底里：他私下与法兰克福大学校长谈判；他为《汉堡新闻》［Hamburger Fremdenblatt］特刊起草了一篇文章，“为什么汉堡不应该失去哲学家卡西尔”；他说服汉堡的参议员和市长亲自挽留卡西尔。[59] 对于瓦尔堡而言，卡西尔代表了汉堡学术声誉的生命线。正如他在致法兰克福大学校长的信中所恳求的，卡西尔的离开将意味着“汉堡的吸引力远不足以让他的人生历程转回外省。”将“大城市”的访问者吸引到他的图书馆非常困难。[60]正如瓦尔堡所说的，“卡西尔事件”把这个城市的形象带到了公众的严密审查之下。卡西尔的长期朋友恩斯特·霍夫曼［Ernst Hoffmann］告诫卡西尔：“不要忘记汉堡是汉堡–美洲航线城市，法兰克福是歌德的故乡。[61] 与汉堡不同的是，法兰克福的商业成就不是以牺牲文化声誉为代价的。而主要由于瓦尔堡的不懈努力，以及“他的朋友、大学和行政机构所做的一切”，卡西尔决定留下来。[62] 作为交换，教授不仅得到了加薪，而且还暗示他可以成为大学的下一任校长，同时还邀请他为纪念宪法庆典而发表高调的演讲。虽然这个庆祝活动是义务性的，但在一个大学对政府的支持日益减少的国度，这种情况很少见。[63] 在这样的语境下，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共和宪法思想”的演讲中，卡西尔将德国思想史放在更广泛的欧洲语境下，并借鉴这一传统来证明魏玛共和国不是“非德国的”。他还巩固了他的学问、共和政治与他移居的城市之间的关系。在演讲的开始，卡西尔便声称文化生活对于解决当前政治问题的重要性。接着他以法国大革命为开端，概述了德国哲学理想主义中的政治和法律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在接下来寓意深厚的讲演中，卡西尔主张在法国大革命以后的百年中，不可剥夺权利的概念已退化到德国哲学的纯抽象领域。重组理论和实践世界是当前德国公民的责任。而共和政体及其基本的宪法，正是能够实现这种壮举的政权。为此目的，他试图平息观众对德国宪法是外来概念的恐惧：“在德国的整体思想史上，宪法本身并不陌生，更别说是外来入侵者了，”卡西尔坚称：“它更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并通过其典范的力量而成熟，它是通过理想主义哲学的力量而养成的。”德国宪法有理由从德国理论中再度引入不可剥夺的权利到实践。鉴于日益右翼的大学气氛下共和体制左派代言人所提出的挑战，卡西尔断言，共和政体宪法不仅反映了法国的知识分子传统，德国的传统也应被视为高度的政治主张。为了进一步证明他的观点，卡西尔列举了17世纪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因其在德国思想史和欧洲哲学上的英雄形象。卡西尔解释道，“莱布尼茨时刻”的提法，是因为莱布尼茨是第一位理论化个人不可剥夺权利原则的思想家。莱布尼茨以其对古典主题的贡献，获得了哲学史上伟大思想家的地位，这些主题包括唯物主义、二元论和身心问题。卡西尔在其本人的教授资格论文的莱布尼茨研究中，赞扬莱布尼茨将数学结构应用于经验性的特定自然。而作为不可剥夺权利的先驱，莱布尼兹的选择似有些牵强。若有什么不同的话，他将人作为单子的原子论，为自由意志制造了难题。此外，正如卡西尔所承认的那样，莱布尼茨并不是唯一理论化这个观点的思想家；它也反映在英国哲学和美国的建国文件中，而通过乔治·华盛顿和拉斐特［Lafayette］之间的友谊，这些思想又重新融入了法国思想。[64] 对于卡西尔而言，不同民族思想家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反映了思想史上的循环之旅。德国可能一直处于这个故事的中心，但它仍在更广泛的思想网络中分享了普遍的意义。这个故事中莱布尼茨不太可能的杰出表现，反映了卡西尔勉强地赋予德国在共和思想史上的中心位置。卡西尔希望列举德国思想家莱布尼茨、康德、莱辛和费希特，来捍卫德国理想主义和魏玛共和国这个有争议的传统。但是卡西尔的挑战是双重的，因为卡西尔从中得到启发的18世纪古典人文主义，也是魏玛共和国的思想启示，也同样因其世界性特征而受到怀疑。卡西尔的逻辑被公认为循环论证的：莱布尼茨本质上是德国人；莱布尼茨支持共和主义理想；因此，共和政体是真正德国的。但瓦尔堡并非完全错误，认为共和政体与卡西尔的命运紧密相关，而汉堡则是这些理想实现的合适地方。事实上，卡西尔的世界性民族主义显示出与瓦尔堡的汉堡的思想类似性。瓦尔堡同他这一代的许多德国人一样，是反对“凡尔赛条约”的民族主义者，但他并不反国际化。作为一个汉堡人，瓦尔堡同样致力于当地、国家和国际大都会，他从城市在国际领域的适当位置方面看待城市的地方和国家身份。正如他在“卡西尔事件”高潮时期那篇文章中所论的那样，“当汉堡确实远离交通中心……若是仅想利用自身视角优势的话，那就是能前瞻与回望。”[65] 瓦尔堡表示，卡西尔应在汉堡发表他的魏玛共和国讲稿来巩固这种关系。[66]但并不是所有的汉堡人都继续分享瓦尔堡的愿景。1929年1月，汉堡大学庆祝了18世纪哲学家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诞辰二百周年。[67] 如果这个充满象征符号的事件是共和国节日文化的典型代表，成立十年的汉堡大学的成员显然不赞同这些象征物的意旨。对于一些人来说，莱辛的出现对年轻大学是合乎逻辑的标志，甚至为汉堡大学提议一个新名称：“莱辛大学”。“在莱辛时代，汉堡不只是一个商业城市，也是一个智力之城，”首席大学校长说道。[68] 然而，不断增长的民族主义阵营却回避了大学应当与莱辛这样的“左派”思想家相联系的观念。[69] 考虑到莱辛与犹太人的联系，对他的象征主义的抵制进一步证明了针对瓦尔堡圈子的潮流正在发生变化。考虑到这种日益增长的敌意，因此在这几个月中瓦尔堡确保了卡西尔作为现代德国大学首位德国犹太人校长的位置，令人惊讶。[70] 尽管他于1929年10月26日就去世了，但在卡西尔1929—30学年正式执掌学校前，卡西尔作为校长的任期体现了瓦尔堡的汉堡的一息奄奄。在就职仪式上，汉堡市长称赞卡西尔对汉堡的忠诚，并称赞他是该市文化使命的最有价值的代表。[71]瓦尔堡曾指出，“像卡西尔这样的人”可以成为正教授的事实，是汉堡利用“德国内部政治变革”的结果。[72] 在马克斯·瓦尔堡的协助下，大学筹集的资金中将近三分之二来自犹太人。然而汉堡对反犹太主义并不具有免疫力。市长认为最好不要宣传大学的资金来源。[73] 至于他们的新明星教授，有一位教授推论道，“若非卡西尔的犹太信仰”，他不会得到这份工作。[74] 在卡西尔当上校长的那一年，年轻的潘诺夫斯基重新考虑成为美术史系主任：“两个犹太人在一起共事一年多一点。”他向一位朋友吐露。[75] 而市长则坚持认为卡西尔的职业生涯证明了看似不可能的主张，即“经济学导致哲学。”[76] 而随着年轻的欧文·潘诺夫斯基1921年的到来，这座德国外围的商人城市也将推动艺术史的创新。以其新大学和大量的私人资金，汉堡可以为后起的艺术史家如潘诺夫斯基提供很多东西。作为目前所讨论的三位学者中最年轻的一位，潘诺夫斯基从瓦尔堡帮助建立的大学、从他们之间的情谊以及图书馆资源中受益匪浅。这位艺术史家追溯图像志的根源至19世纪宗教艺术运动中通过可识别的符号表现神圣性。[77] 尽管有这些早期的起源，但毫无疑问图像志的“首要事件”，实际上也可能是艺术史上的首要事件，就是在两战之间的汉堡围绕潘诺夫斯基而形成的方法。[78]艺术史从业余爱好发展到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学科，需要融合潘诺夫斯基的革命性思想精神、汉堡的年轻大学及其与国家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关系。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新近因其对图像意义过度简化的解读模式及其专注欧洲中心的文本而受到批评。[79] 不过，这些批评主要针对“美国人”潘诺夫斯基，对于“德国人”潘诺夫斯基仍是未被承认的状态，他将图像志（即识别符号、解码姿势以及确定年代）视为起点而非终极目标。[80] 将潘诺夫斯基置于汉堡的瓦尔堡圈子的语境中，为这场持续的辩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视角，并揭示了瓦尔堡圈子从潘诺夫斯基的汉堡到战后美国的复杂转变过程。潘诺夫斯基在柏林在戈尔德施密特名下接受训练，并显示出还处于起步阶段的艺术史的开拓者的早期迹象。在他完成关于丢勒的获奖博士论文前，潘诺夫斯基抨击了当时两个主要的艺术史学说，因为它们未能提供足够的学科架构：海因里希·沃尔夫林的形式主义和阿洛伊斯·李格尔的“艺术意志”。在纲领性的论文<视觉艺术中的风格问题>（1915）和<艺术意志的概念>（1920）中，他批判了他们各自的方法，并暗示需要一种整体的方法论使艺术对象变得可知，为其分析创建一个历史框架，并通过设定研究标准来提高学科的有效性。瓦尔堡的做法恰恰表明了潘诺夫斯基的方向。尽管1921年他勉强接受了汉堡大学外聘讲师的低薪职位，但潘诺夫斯基在1926年迅速成为了教授，并在汉堡的新“魏玛”大学中独树一帜。他运用瓦尔堡的图像志方法研究13世纪德国雕塑，赫拉克勒斯形象的变化；并与瓦尔堡的长期助理弗里茨·扎克斯尔合作研究丢勒的忧郁图像。潘诺夫斯基利用瓦尔堡的图像学概念，继续发展该领域的认识论基础，尤其是那个时代两种主要方法——形式主义与情景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根据在汉堡时在潘诺夫斯基名下学习的詹森［H. W. Janson］的说法，他的导师进入艺术史之际，这个领域正经历着一场身份危机。主要问题是如何分析地解释随时间过去而发生的风格变化。[81] 潘诺夫斯基的汉堡工作为应对这个学科挑战做出了贡献，而他1924年冬季在瓦尔堡图书馆发表的演讲“作为象征形式的透视法”，显示出追寻西方各个历史时代与其各自的空间表现方式之间关系的勃勃雄心，同时也为概略的风格史奠定了基础。潘诺夫斯基的观点显示出卡西尔的《符号形式的哲学》的自我表达的影响。正如这位哲学家在著作中把这种狭隘的新康德的理性批判扩展到包括更广泛的文化形态一样，潘诺夫斯基的目标也是这样，在所有的透视理论中选取其一作为参照点，而又要理解它们（如象征形式）是如何从特定的历史和文化时刻出现的。结果便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文本，介入跨越那个时代主要的思想冲突之一的两个不同方向：结构主义和进化论。也就是说，如果每个时代都拥有自己的透视法，他们是否具有同等的合法性（结构主义），还是每个时代都代表着对透视法原型形式的逐步发展（进化论）？有时，潘诺夫斯基在论述中似乎暗示前者，“在方法论上，把‘古代有没有透视法？’这个问题与‘古代有没有我们的透视法’问题等同起来，是相当不合适的”[82]。作为一个与“透视论”的全部含义相对抗的文本，潘诺夫斯基的“透视法”是真正魏玛时代的文本，与卡西尔、瓦尔堡各自致力于对神话的全部推论相一致。然而，潘诺夫斯基与其年长同事的经历截然不同，他的想法循着一条独特的道路。在1929年去世后，瓦尔堡摆脱了二战的创伤，他不必根据其影响来修正他的想法。卡西尔在1933年夏天短暂回汉堡后，于1935年与家人一起移居牛津，然后移居瑞典。在战争爆发和纳粹占领法国后，卡西尔设法赶上最后一艘从瑞典开往美国的船。[83] 定居纽约后，卡西尔在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直到1945年去世。相比之下，潘诺夫斯基在1931年已开始在纽约大学执教第二学期，并在国内外获得认可。据说在1933年春天，当希特勒通过了恢复职业公务员制度的法律，禁止“非雅利安人”在德国大学工作时，潘诺夫斯基是唯一代表该大学的学生和教师发起请愿的教授。[84]在瓦尔堡家族、不同的伦敦捐助者与纳粹分子之间的谈判后，瓦尔堡图书馆于1933年悄然地搬迁到伦敦，并于1944年并入伦敦大学。潘诺夫斯基认为，没有瓦尔堡图书馆，汉堡艺术史的未来是“无法想象的”。[85] 同样，汉堡学校在没有他的情况下也变得无法想象，正如建筑师舒马赫［Schumacher］所写的那样：“我们汉堡失去你的消息，已深深影响了我...... 阿比·瓦尔堡的精神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我面前，我看到他悲伤的眼神。”潘诺夫斯基计划1933年春在艺术学院度过另一学期，他向汉堡大学董事会请求休假。[86] 但潘诺夫斯基很快收到了被解雇的通知。电报以“诚挚的复活节问候，西方联盟电报公司”字样密封起来。“这些问候，”他喜欢回忆，“证明是个好兆头。”[87]卡西尔也许会提出在一个新地方重建“旧汉堡”的提议，但潘诺夫斯基有其他的选择。[88] 在纽约经历的基础上，他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高级研究学院重新确立了自己的艺术史学家地位，并成为美国战后的一位主要学者，直到1968年去世。尽管他在美国取得了成功，但在1939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潘诺夫斯基描述他的学术为直接延续了他与汉堡学派的合作，承认“很难将现在与过去分开”。[89] 此外，他坚称汉堡“还是不同，即便现在也是如此”，并与他的前汉堡同事和学生终生保持拉丁文通信。[90] 另一方面，尽管他迷恋“记忆中汉堡所有的那种怀旧的微光”，潘诺夫斯基在1946年拒绝了那所大学的工作。事实上，他再也没有用德语写作过。1967年，当他在杜克大学发表演讲时，一位前汉堡学生宣称，“听到潘诺夫斯基讲话……被调谐到了美国文化思想史上的重要阶段。”[91]这种与汉堡矛盾的关系，在他的学术从一个城市到另一城市语境的不稳定转变中再次出现。正如我们所见到的，潘诺夫斯基两次战争之间的演讲“作为象征形式的透视法”，提出了多个透视与不同历史时期相一致的可能性，而他战后的主要著作《早期尼德兰绘画》（1953年），则坚持文艺复兴时期是唯一可被接受的标准透视。[92] 在1920年代，潘诺夫斯基担心对图像的解释会造成所谓的暴力，但在美国他坚持绝对主义的美学解释观念。在实验性的魏玛时期，潘诺夫斯基的透视论与尼采对这些普遍标准的怀疑有很多相通处；在1930年代及其后，潘诺夫斯基纯化了他的工作，采用了不那么精细与“理性”的方法。最后，在汉堡期间潘诺夫斯基撰写了高度复杂的理论著作，而在普林斯顿，他因在著名的《哥特式建筑与经院哲学》（1951）中广泛考察整个时期而为人所知。对一些学者来说，慕尼黑中央艺术史研究所最近发现潘诺夫斯基失散多年的米开朗基罗论文，似乎有理由重新考虑是否从形式分析到图像学的这个轨迹会发生，要是潘诺夫斯基没有移民到美国，或是这部著作等同于“不成熟著作”的话。[93]但这种颠覆性方法的痕迹仍存于“美国人”潘诺夫斯基身上。如他在1962年的一篇文章<劳斯莱斯冷却器的意识形态前因>中，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轻松的美国著作，这位移民就艺术的民族成分的论战，带有些讽刺意味。在此，这种论证的“图像学”证据不在头发的运动中，如瓦尔堡曾在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中看到的，而是在汽车引擎罩上风吹过的“银色女郎”中。[94] 然而悲伤的事实是，移民的悲剧之一在于，潘诺夫斯基的学术研究的转变（语言与文化上），最终产生的思想在微妙性上被纯化了，在影响方面变迟钝了。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引领卡西尔和潘诺夫斯基（受瓦尔堡的启发）扩展理性的概念，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有着相反的作用：对非理性带来的人类破坏力的担心，显示出了绝对的重要性。伴随着移民，汉堡在瓦尔堡的愿景中终于成为“知识门户”，从这里，思想就像货物一样，出口到各地。这个圈子证明非常容易出口，验证了其学术的世界性，作为这个城市的地方特色，它在汉堡如此长久的兴盛。当国家急切地侵占这个汉萨同盟的传统时，这些学者会发现一个新的绿洲。因此，与经常赋予魏玛的文化和政治的结局相比，潘诺夫斯基代表了一个不同结尾的故事；因为正是在战后的美国，另一个魏玛——瓦尔堡圈子将会持续下去。不可否认，最近的艺术史批评已经转向，部分地反对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对潘诺夫斯基方法论的修正的重点，从文本来源转到了艺术对象的前言语与物质关系上。[95] 但潘诺夫斯基的影响不能被低估：瓦尔堡圈子集体的人文主义学术将为20世纪跨人文学科的多个领域提供基础。[96] 此外，最近对潘诺夫斯基的一维方法论的批评，忽略了这些观点被不同的城市和政治语境所塑造和调整的方式。事实上，将图像学转化为新的语境，强化了起源在评估思想影响方面的重要性。汉堡市不能解释图像学，一如维也纳不能解释心理分析法。但瓦尔堡圈子的学术得益于汉堡特有的城市环境所带来的独特文化自治权，并反过来与城市分享了深刻的亲和力。正如汉堡学派考察文本与语境之间的关系一样，我们作为历史学家也应该对他们的知识渊源进行类似的挖掘：这个城市的商业和地理现实与文化抱负的和谐一致，达到了人们无法预料的高度。[1] 有关沉闷的汉堡的描述，参见诗歌<灰色的天空与每个工作日>（“Himmel grau und wochentäglich, 1831”），《历史批判全集》（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ed. Manfred Windfuhr, Hamburg: Hoffmann und Campe, 1994, vol. 2），第30页。对于一个实利主义者和文化无意识的汉堡银行家的描述，参看<卢卡浴场>（“Die Bäder von Lucca,” ibid., vol. 7），第94页。[2] 艾米丽·莱文，《人文主义的理想世界：瓦尔堡、卡西尔、潘诺夫斯基和汉堡学派》（Dreamland of Humanists: Warburg, Cassirer; Panofsky, and the Hamburg Schoo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3] 阿比·瓦尔堡于1927年8月19日致海因里希·普法伊费尔［Heinrich Pfeiffer］，General Correspondence (GC), Warburg Institute Archive (WIA)。[4] 关于近年来瓦尔堡学术的评论，参见迈克尔·迪尔斯［Michael Diers］的<瓦尔堡与瓦尔堡的文化史传统>（“Warburg and the Warburg Tradition of Cultural History”），《新德国评论65》（New German Critique 65, spring/summer 1995），第59—73页。[5] 路易斯·罗斯［Louis Rose］，《图像的遗存：艺术史家、精神分析家与古人》（The Survival of Images: Art Historians, Psychoanalysts , and the Ancients,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1）；菲利普-阿兰·米肖［Philippe-Alain Michaud］，《阿比·瓦尔堡和和动态的图像》（Aby Warburg and the Image in Motion, trans. Sophie Hawkes, New York: Zone Books, 2004）。[6] 有关德国艺术史家，参见马丁·沃恩克［Martin Warnke］，《政治图像志手册》（Handbuch der politischen Ikonographie, vols. 2, Munich: Beck, 2011)。有关法国，参见乔治·迪迪-胡伯曼［Georges Didi-Huberman］，《不顾一切的图像：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四幅照片》（Images in Spite of All: Four Photographs from Auschwitz,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7] 扬·阿斯曼［Jan Assmann］和约翰·扎普利卡［John Czaplicka］，<集体记忆与文化身份>（“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新德国评论65》（New German Critique 65, spring/summer 1995），第125，129页。[8] 关于所在地作为一个概念及其与德国史相联系的灵活性，见大卫·布莱克伯恩［David Blackbourn］和詹姆斯·雷塔拉克［James Retallack］的《地方观念、风景和地方的模糊性：中欧德语区，1860—1930》（“Introduction”, Localism, Landscape, and the Ambiguities of Place: German-Speaking Central Europe, 1860-1930,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7），尤其是第9页。[9] 《汉堡的斐德罗篇》［Phaedrus Hamburgensis］于1928年由汉堡大学校友会赞助演出，并以化名A. F. Synkop发表于《简报2》［Der Querschnitt 2, 1931），第593—599页。[10] 卡尔·休斯克，《世纪末的维也纳：政治与文化》（Fin-de-Siècle Vienna: Politics and Culture, New York: Knopf, 1980）。有关批评，见彼得·盖伊［Peter Gay］，《弗洛伊德、犹太人及其他德国人：现代主义文化中的主人与受害者》（Freud, Jews and Other Germans: Masters and Victims in Modernist Cul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第34页。[11] 费利克斯·吉尔伯特，<从艺术史到文化史：贡布里希的阿比·瓦尔堡传>（“From Art History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Gombrich's Biography of Aby Warburg”），《现代史杂志44》（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4, no. 3, 1972），第381页。[12] 克里班斯基和帕特里克·康利［Patrick Conley］，<打破学术生活的局限：恩斯特·卡西尔与瓦尔堡图书馆的对话>（“Die Grenzen des akademischen Lebens sprengen: Ein Gespräch über Ernst Cassirer und die Bibliothek Warburg”），《墨丘利50》（ Merkur 50, March 1996），第276页。有关类似精神的著作，参看西尔维娅·费雷蒂［Silvia Ferretti］，《卡西尔、潘诺夫斯基和瓦尔堡：符号、艺术和历史》（Cassirer, Panofsky, and Warburg: Symbol, Art , and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13] 佩尔西·恩斯特·施拉姆，《汉堡：德国史上的特例》（Hamburg: Ein Sonderfall in der Geschichte Deutschlands, Hamburg: Christians, 1964）。[14] 珍妮弗·詹金斯［Jennifer Jenkins］，《地方的现代性：汉堡的本地文化和自由政治》（Provincial Modernity: Local Culture and Liberal Politics in Fin-de-Siècle Hamburg,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卡罗琳·凯［Carolyn Kay］，《艺术与德国的中产阶级：阿尔弗雷德·利希特瓦克与现代绘画，1886至1914》（Art and the German Bourgeoisie: Alfred Lichtwark and Modern Painting, 1886-1914,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2）；马克·拉塞尔［Mark Russell］，《传统与现代之间：阿比·瓦尔堡与汉堡艺术的公共目的，1896—1918年间》（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Aby Warburg and the Public Purposes of Art in Hamburg, 1896-1918, New York: Berghahn, 2007）。[15] 埃里克·魏茨［Eric D. Weitz］，《德国魏玛：前景与悲剧》（Weimar Germany: Promise and Traged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尤其是第41页。[16] 杰伊·温特［Jay Winter］和让-路易斯·罗贝尔［Jean-Louis Robert］编辑，《战争中的首都：巴黎、伦敦、柏林，1914—1919年，卷2，文化史》（Capital Cities at War: Paris, London , Berlin, 1914-1919 , vol. 2, A Cultural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第478—498页。[17] 彼得·盖伊，《魏玛文化：作为知情人的局外人》（Weimar Culture: The Outsider as Insider,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81），第33—34页。[18] 卡尔·兰道尔［Carl H. Landauer］，《古代的遗存：瓦尔堡研究所的德国年代》（“The Survival of Antiquity: The German Years of the Warburg Institute”, PhD diss., Yale University, 1984），第33页；马丁·沃恩克，卡伦·米歇尔斯［Karen Michels］的《思想圈子里的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 im Bannkreis der Ideen, Munich: C.H. Beck, 2007），前言，第11—18页；贡布里希和扎克斯尔，《阿比·瓦尔堡思想传记》（Aby Warburg: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第105页。[19] 这个术语源于托马斯·曼［Thomas Mann］对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不太满意的描述“世界主义的激进主义”。参看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大都市视野》（The Cosmopolitan Vision, Cambridge: Polity, 2006），第49页。[20] 参见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文化生产领域：文艺论文集》（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ed. Randal Johns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以及弗里茨·林格［Fritz Ringer］，《走向知识社会史》（Toward 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New York: Berghahn, 2000）。[21] 欧文·潘诺夫斯基于1922年7月24日致库尔特·巴特［Kurt Badt］，《欧文·潘诺夫斯基书信集，1910年至1936年》（Erwin Panofsky Korrespondenz , 1910-1936, vol. 1, ed. Dieter Wuttke, Wiesbaden: Harrasowitz, 2001），第118页。[22] 丹尼尔·贝尔［Daniel A. Bell］和阿夫纳·德沙利特［Avner De-Shalit］，《城市精神：全球化时代城市身份的重要性》（The Spirit of Cities: Why the Identity of Cities Matters in a Global Ag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23] 杰拉尔德·费尔德曼［Gerald D. Feldman］，<从通货膨胀到萧条的魏玛：实验还是赌博？>（“Weimar from Inflation to Depression: Experiment or Gamble?”），载于《1924—1933年德国史上的通货膨胀后果》（Die Nachwirkungen der Inflation in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1924-1933, ed. Feldman, Munich: Oldenbourg, 1985），第385页。[24] 马克斯·瓦尔堡［Max M. Warburg］，《个人记录》（Aus meinen Aufzeichnungen, New York: Warburg, 1952），第68页。[25] 赖纳·尼古拉森［Rainer Nicolaysen］，<教与学应当免费>（“Frei soll die Lehre sein und Frei das Lernen”），《汉堡大学的历史》（Zur Geschichte der Universität Hamburg, Hamburg: DOBU Verlag, 2007），尤其是第17—19页。[26] 泰勒［A. J. P. Taylor］，《德国历史的进程：1815年以来德国历史发展概述》（The Course of German History: A Survey of the Development of German History since 1815, 1946；London: Routledge, 2001），第169页。[27] 汉斯·鲁道夫·瓦格特［Hans Rudolf Vaget］，<汉萨时代资产阶级的魅力：托马斯·曼描述汉堡文字中的地理、历史和心理>（“The Discreet Charm of the Hanseatic Bourgeoisie: Geography, History, and Psychology in Thomas Mann's Representation of Hamburg”），《世界主义与民族文化》（Cosmopolitanism, and National Culture, ed. Peter Uwe Hohendahl, Rodopi, 2003），第193—205页。[28] 关于法兰克福，参看赫尔穆特·博默［Helmut Böhme］，《法兰克福与汉堡：德国最富裕的城市与大陆上最英国的城市》（Frankfurt und Hamburg: Des deutschen Reichen Silber und Goldloch und die aller englischste Stadt des Kontinents, Frankfurt: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 1968）。[29] 斯特凡·柯里尼［Stefan Collini］，《缺失的心灵：英国的知识分子》（Absent Minds: Intellectuals in Brita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第1ff页。[30] 由马克斯·瓦尔堡汇集的“瓦尔堡人”（Warburgismen），WIA.[31] 延斯·鲁彭塔尔［Jens Ruppenthal］，《作为“科学和技术”的殖民主义：1908年至1919年间的汉堡殖民研究所》（Kolonialismus als ‘Wissenschaft und Technik’: Das Hamburgische Kolonialinstitut 1908 bis 1919, Stuttgart: Sterner, 2007）；蒂姆·施莱德［Tim Schleider］，<社会民主对创办汉堡大学的态度>(“Die Haltung der Sozialdemokratie zur Gründung der Hamburgischen Universität,”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Hamburg, 1989）。[32] 格奥尔格·蒂莱纽斯［Georg Thilenius］，<论科学>（“Die Wissenschaft”），载于《汉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意义》（Hamburg in seiner politischen, wirtschaftlichen und kulturellen Bedeutung, Hamburg: Friedrichsen, 1921），第125页。[33] 查尔斯·麦克莱兰［Charles E. McClelland］，《德国1700—1914年间的政府、社会和大学》（State, Society, and University in Germany 1700-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第5ff页。[34] <阿比·瓦尔堡的孩童时代>（“Aby Warburg's Kindheit”），III. 1.5，年代不明，WIA.[35] 沃尔克·普拉格曼［Volker Plagemann］，《汉堡市文化史》（Kulturgeschichte der Stadt Hamburg, Hamburg: Junius, 1995），第9—14页。[36] 凯［Kay］，《艺术与德国的中产阶级》（Art and the German Bourgeoisie），第119页。[37] 马克斯·瓦尔堡于1926年10月21日致阿比·瓦尔堡；Family Correspondence (FC), WIA；以及弗里德里希·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Das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an der Universität Frankfurt am Main”），载于《研究机构：他们的历史、组织和目标》（Forschungsinstitute: Ihre Geschichte, Organisation und Ziele, ed. Ludolph Brauer et al. Lichtenstein: Topos, 1980），第347页。有关反例，参看芭芭拉·米勒·莱恩［Barbara Miller Lane］，《德国的建筑与政治》（Architecture and Politics in Germany, 1918-194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第69，84—86页。[38] 舒拉米特·沃尔科夫［Shulamit Volkov］，《德国犹太人1780—1918》（Die Juden in Deutschland 1780-1918, Munich: Oldenbourg, 1994），第55页。[39] 阿比·瓦尔堡，<肖像艺术与佛罗伦萨资产阶级>（“The Art of Portraiture and the Florentine Bourgeoisie: Domenico Ghirlandaio in Santa Trinità. The Portraits of Lorenzo de' Medici and His Household”），《古代的复兴：欧洲文艺复兴的文化史研究》（Renewal of Antiquity: Contributions to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 trans. David Britt, Los Angeles: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Art and the Humanities, 1999）, 第187页，Originally published as Bildniskunst und florentinisches Bürgertum, Leipzig: Seemann, 1902。[40] 贡布里希，《阿比·瓦尔堡思想传记》（Aby Warburg: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London: Warburg Institute, 1970），第105页。[41] 在克雷顿·吉尔伯特［Creighton E. Gilbert］的研究中，瓦尔堡的影响仍然存在。<文艺复兴赞助人买了什么？>（“What Did Renaissance Patron Buy?”），《文艺复兴季刊51》（Renaissance Quarterly 51, 1998），第392—450页。[42] 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The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trans. S. G. C. Middlemore, London: Phaidon Press, 1995），第91，183页。[44] 格哈德·阿伦斯［Gerhard Ahrens］，<汉萨同盟商人与科学促进：1907年汉堡科学基金会的历史、创立和开端>（“Hanseatische Kaufmannschaft und Wissenschafts: örderung: Vorgeschichte, Gründung und Anfänge der ‘Hamburgischen Wissenschaftlichen Stiftung von 1907’”），《社会和经济史季刊 66》（Vierteljahr schrift fü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66, 1979），第217页。[45] 阿道夫·戈尔德施密特于1915年9月7日致阿比·瓦尔堡；GC, WIA。[46] 阿比·瓦尔堡于1910年9月16日致威廉·弗格［Wilhelm Vöge］；GC, WIA。[47] 阿比·瓦尔堡于1900年6月30日致马克斯·瓦尔堡；FC, WIA。汉斯·利贝许茨［Hans Liebeschütz］，<作为文明解释者的瓦尔堡>（“Aby Warburg (1866-1929) as Interpreter of Civilisation”），《莱奥·贝克研究所年鉴》（Leo Baeck Institute Yearbook, 16, 1971），第234页；凯瑟琳·布什［Kathryn Bush］，<阿比·瓦尔堡与文化史家卡尔·兰普雷希特>（“Aby Warburg and the Cultural Historian Karl Lamprecht”），《作为文化史的艺术史：瓦尔堡研究》（Art History as Cultural History: Warburg's Projects, ed. Richard Woodfeld, Amsterdam: Gordon and Breach, 2011），第65—92页。有关兰普雷希特的研究机构，参见罗杰·奇克林［Roger Chickering］，《卡尔·兰普雷希特：一位德国人的学术生涯，1856—1915》（Karl Lamprecht: A German Academic Life, 1856-1915,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1993），尤其是350—73页。[48] 古斯塔夫·席夫勒［Gustav Schieffler］，《汉堡文化史1890—1920：对当代的观察》（Eine hamburgische Kulturgeschichte 1890-1920: Beobachtungen eines Zeitgenossen, Hamburg: Verein für Hamburgische, 1985），第395页。[49] 安格拉·博廷［Angela Bottin］和赖纳·尼古拉森编，《紧急时刻：追踪汉堡大学流离失所者和受迫害者》（Enge Zeit: Spuren Vertriebener und Verfolgter der Hamburger Universität, Hamburg: Universität Hamburg, 1991），第38页。[50] 威廉·魏甘特［Wilhelm Weygandt］，<汉堡大学有风险吗？>（“Ist die Hamburger Universität ein Wagins?”），《大学问题特刊4》（Sonderheft zur Universitätsfrage 4, 1918），163页；《汉堡大学协会1929年年度报告》 （Jahresbericht 1929 für die Hamburgische Universitätsgesellschaft, Hamburg: Hamburger Studentenhilfe e. V. Akademische Auslandsstelle Hamburg, 1930），第7页。[51] 恩斯特·卡西尔，《康德的生平与著作》（Kants Leben und Werke, Berlin: Cassirer, 1918）。[52] 恩斯特·卡西尔，《自由与形式：德国思想史研究》（Freiheit und Form: Studien zur deutschen Geistesgeschichte, Berlin: Cassirer, 1916），第3页。[53] 参看弗里德里希·迈内克，《世界公民身份和民族国家：德国民族国家的起源研究》（Weltbürgertum und Nationalstaat: Studien zur Genesis desdeutschen Nationalstaates, Munich: Oldenbourg, 1908）。[54] 斯图尔特·休斯［H. Stuart Hughes］，《意识与社会：1890—1930年欧洲社会思想的重新定位》（Consciousness and Society: The Reorientation of European Social Thought, 1890-1930, 1958;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2003），第234—35，37-39）；戴维·利普顿［David Lipton］，《恩斯特·卡西尔：德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困境1914—1933》（Ernst Cassirer: The Dilemma of a Liberal Intellectual in Germany, 1914-1933,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6），第35，58页。[55] 托妮·卡西尔，《与恩斯特·卡西尔一起的生活》（Mein Leben mit Ernst Cassirer, Hildesheim: Gerstenbere, 1981），第119页。[56] 利伯曼于1920年5月2日致恩斯特·卡西尔，Box 55, Folder 1090, Beineck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 (BRBML), Yale University。恩斯特·卡西尔，《遗稿和文本》（Nachgelassene Manuskripte und Texte），18卷。《科学书信选集》（Ausgewählter wissenschaftlicher Briefwechsel, ed. John Michael Krois, Hamburg: Meiner, 2009），第44页。[57] 恩斯特·卡西尔，<作为文化哲学的批判的理想主义：1936年5月26日在瓦尔堡学院的演讲>（“Critical Idealism as a Philosophy of Culture: Lecture to the Warburg Institute, 26 May 1936”），《符号、神话和文化：恩斯特·卡西尔的论文与讲稿1935—1945》（Symbol, Myth, and Culture, Essays and Lectures of Ernst Cassirer, 1935-1945, ed. Donald Veren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1979），第90—91页。[58] 报纸剪报，见III.29.2.6，WIA。[59] 阿比·瓦尔堡，自己的想法记录，1928年6月3日，III.29.2.7，WIA。[60] 阿比·瓦尔堡于1928年7月19日致库尔特·赖茨勒［Kurt Reizler］，box 3, folder 78, Ernst Cassirer Papers-Addition Gen Mss 355, TPC, BRBML。[61] 托妮·卡西尔，《与恩斯特·卡西尔一起的生活》，第169页。[62] 恩斯特·卡西尔于1928年7月10日致库尔特·戈尔德斯坦［Kurt Goldstein］，引自卡西尔，《科学书信选集》，107页。[63] 阿比·瓦尔堡，《研究文集》（Gesammelte Schriften: Studienausgabe, vol. 7），《瓦尔堡文化科学图书馆日记》（Tagebuch der Kulturwissenschaftlichen Bibliothek Warburg, ed. Karen Michels and Charlotte Schoell-Glass,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01），第287页；恩斯特·卡西尔，《共和宪法的理念：1928年8月11日在汉堡举行的宪法庆典上发表的讲话》（Die Idee der republikanischen Verfassung: Rede zur Verfassungsfeier am 11. August 1928, Hamburg: Friedrichschen, de Gruyter & Co., 1929），第24页。[64] 恩斯特·卡西尔，《共和宪法的理念》，第16—21页。[65] 阿比·瓦尔堡，<为何汉堡没有失去哲学家卡西尔>（“Warum Hamburg den Philosophen Cassirer nicht verlieren darf”）草稿，29.2.2, WIA。[66] 阿比·瓦尔堡于1928年9月6日致信恩斯特·卡西尔和托妮·卡西尔；引自卡西尔，《科学书信选集》，第109页。[67] <追忆和纪念：莱辛庆典>（“Erinnerungs- und Gedächtnisfeiern: Lessing-Feier”），Universität I 364-5 I A 170.8.9，1929年1月，汉堡国家档案馆（StA HH）。[68] 州新闻办公室I-IV 135-I 5375，莱辛庆典，1929，StA HH。[69] <大学莱辛庆典：艺术家团体捐赠半身像：校长祝愿莱辛大学这个名字>（“Lessingsfeier der Universität: Künstlergruppe stiftet eine Büste: Rektor wünscht den Namen Lessing-Universität”），1929年1月23日，《汉堡回声报》（Hamburger Echo），见于<追忆和纪念：莱辛庆典>，Universität I 364-5 I A 170.8.9，1929年1月，StA HH.[70] 之前为哈雷的尤里乌斯·伯恩斯坦［Julius Bernstein of Halle，1890-91］，见恩斯特-奥古斯特·赛法特［Ernst-August Seyfarth］，<神经生物学家和生物物理学家的先驱尤里乌斯·伯恩斯坦（1839—1917）>，（“Julius Bernstein (1839-1917): Pioneer Neurobiologist and Biophysicist”），《生物控制论》（Biological Cybernetics 94, 2006），第2—8页。[71] “部门改革”（Rektoratswechsel），州新闻办公室 I-IV 135-1 1-IV 5377，1929年11月9日，StA HH.[74] <哲学教授的评定>（“Gutachten für philosophische Professur”），高等教育（Hochschulwesen），II 361-5 II A I 3:8，1919年6月6日，StA HH。[75] 欧文·潘诺夫斯基于1929年7月15日致沃尔夫冈·斯特霍恩［Wolfgang Stechow］；引自潘诺夫斯基，《信函》，第312页。[76] 州新闻办公室I-IV 135-1 I-IV 5377, Sta HH。[77] 科尔德拉·格雷沃［Cordula Grewe］，《浪漫主义时代的神圣绘画：视觉史》（Painting the Sacred in the Age of Romanticism: Histories of Vision, Aldershot: Ashgate, 2009）；让·比亚洛斯托基，<图像学>，《观念史词典》（The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Ideas, vol. 2），《精选重要理念研究》（Studies of Selected Pivotal Ideas, ed. Philip P. Wiener,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3），第529页。[78] 迈克尔·安·霍丽［Michael Ann Holly］，《潘诺夫斯基和艺术史的基础》（Panofsky and the Foundations of Art Histo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第10页。[79] 托马斯·克罗［Thomas Crow］，<美国艺术史的实践>，《代达罗斯》（Deadalus, 135, no. 2, 2006），第70—90页；斯韦特兰娜·阿尔珀斯，《描述的艺术：17世纪的荷兰艺术》（The Art of Describing: Dutch Ar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第xix ff页。[80] 克里斯托弗·伍德［Christopher Wood］，<艺术史上规范的文艺复兴>（“Art History's Normative Renaissance”），《20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一次国际会议记录，佛罗伦萨I Tatti别墅，1999年》（The Italian Renaissance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cts of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Florence , Villa I Tatti, 1999, Florence: Olschki, 2002），第80—81页。[81] 詹森，<欧文·潘诺夫斯基>，见于《美国哲学社会年鉴1969—70年的传记回忆录》（Biographical Memoirs in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Yearbook 1969-70, Philadelphia: Buchanan, 1970），第154页。[82] 潘诺夫斯基，《作为象征形式的透视法》（Perspective as Symbolic Form, trans. Christopher Wood,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1），第43页；另见乔纳森·吉尔摩［Jonathan Gilmore］，《风格传：艺术叙事史上的起点与终点》（The Life of A Style: Beginnings and Endings in the Narrative History of Ar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83] 雷蒙德·克利班斯基，《一个世纪的记忆：与乔治·勒鲁的对话》（Erinnerung an ein Jahrhundert: Gespräche mit Georges Leroux, Frankfurt: Insel, 2001），第51页。[84] 来自潘诺夫斯基的教授评定，1933年6月20日，Sta HH，档案HWD PA IV 2542。[85] 潘诺夫斯基于1932年1月24日致格特鲁德·宾；引自潘诺夫斯基，《信函》，第477页。[86] 潘诺夫斯基于1933年4月19日致高等教育局；引用于同上，第593页。[87] 潘诺夫斯基，<美国美术史三十年：一位欧洲移民的印象>，见于《视觉艺术中的意义》（Meaning in the Visual Ar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第321页。[88] 恩斯特·卡西尔和托尼·卡西尔于1933年7月31日致潘诺夫斯基；引自卡西尔的《科学书信选》第131页。[89] 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研究》（Studies in Iconology: Humanistic Themes in the Art of the Renaiss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9）前言，第v—vi页。[90] 潘诺夫斯基于1933年4月16日致玛格丽特·巴尔［Margaret Barr］；引自潘诺夫斯基，《书信集》，第592页。[91] 潘诺夫斯基于1967年4月27日致埃里希·雅恩［Erich Jahn］；见《潘诺夫斯基书信集》（Erwin Panofsky Korrespondenz, 5），第1011页。“欧文潘诺夫斯基：关于艺术史学家的死亡”，《世界》（Die Welt），1968年3月19日。“潘诺夫斯基曾呼吁汉堡”，《世界》，1968年3月27日。威廉·黑克舍［William S. Heckscher］，介绍性讲话“文本和图像：艺术史的错误的价值”，1967年11月4日，见《潘诺夫斯基信函》，5:1094。[92] 基思·莫克西［Keith Moxey］，《理论实践：后结构主义，文化政治和艺术史》（The Practice of Theory: Poststructuralism, Cultural Politics, and Art Histo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第93页。[93] “Es war ein viel zu ehrgeiziger Versuch," Süddeutsche Zeitung, September 6, 2012, p. 13.[94] 潘诺夫斯基，<劳斯莱斯冷却器的意识形态前因>（“The Ideological Antecedents of the Rolls-Royce Radiator”），载于《风格三论》（Three Essays on Style, ed. Irving Lavi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7）。[95] 大卫·摩根［David Morgan］，《宗教和物质文化：信仰的问题》（Religion and Material Culture: The Matter of Belief, London: Routledge, 2009）。[96] 欧文·拉文［Irving Lavin］，<艺术史的危机>，《艺术通报》（Art Bulletin 78, 1996），第13页。［本文原载于《新美术》，2021年第2期，
第64—79页］
作者简介：艾米丽·莱文，斯坦福大学博士，现为该校的助理教授。著有《人文主义的理想世界：瓦尔堡、卡西尔、潘诺夫斯基和汉堡学派》，并凭此获得由美国历史协会颁予的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奖。
译者简介：陈初露，硕士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为西方美术史与理论。爱好阅读与翻译，关注文艺复兴美术史、女性主义美术史，先后发表过译文《欧文·潘诺夫斯基与卡尔·曼海姆关于解释的对话》和《非现代的现代：评偏爱原始性》，论文《西方美术史中美惠三女神形象的演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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